在文学和思考中独立，在责任与陪伴中相依。王紫婵是环游在世界这座岛屿旁的鲸，绝对自由，却又时时被鲸群和潮汐占有。
背过身与世界拥抱
倘若将世界比作岛屿，那么王紫婵则恰似环游在这片海域的鲸，潜于文学的深海，浮沉在内省而深刻的思想浪潮中，却从未远离海岸上的潮汐——她背过身去与世界拥抱。
“文学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在于，它从某种程度上帮助我解脱了语言的束缚。”谈到文学，王紫婵的语调明显上扬起来，其中的兴奋不言而喻。文学对于王紫婵而言，有两种致命的诱惑：讲述自己，以及被他人讲述。
王紫婵尤其喜欢诗人布罗茨基的作品，在欧洲求学时，她曾去参观过布罗茨基的墓园。当时的她攥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等到钱快要花光的时候，我也不会去购买返程票，而要买一把手枪，打穿我的脑袋”。这是布罗茨基年轻时到达威尼斯的“颓废的幻想”，而她也正是抱着这样的洒脱心态在冬季与这位“被祖国流放的诗人”邂逅。
布罗茨基墓碑旁边便是诗人庞德的墓，而在欧洲，庞德有着更多受众。在被鲜花和人群围满的庞德墓碑旁边，王紫婵将那张写好的纸条塞进布罗茨基的小圆灯。当时，站在布罗茨基墓旁的只有另一个为他而来的俄罗斯女生。“我们都需要与布罗茨基独处。”王紫婵在回忆这段故事时如是说道。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信仰，甚至是不同的世界，王紫婵与布罗茨基，与偶然相逢的俄罗斯女孩，这三条看似永远不可能相交的平行线，因为《小于一》，因为《致吾拉尼亚》，因为文学，在冬日的威尼斯短暂地重合。
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王紫婵偏爱俄罗斯道德文学，她羡慕他们“平静地叙述自己所经历过的苦难”的天赋，对他们冷静撕开伤疤的勇气感到敬畏。她尤其钟情于《鱼王》这部作品，而《鱼王》的作者阿斯塔菲耶夫却尤其讨厌《鱼王》。
历史并非事事顺遂，血泪镌刻在史册上，人们却总是缺少真正直面它们的勇气。面对那些站在人性的真善美对立面的“悲伤新闻”，王紫婵选择将向外的愤怒、同情、悲悯化为向内的自省和羞愧。“对于所有的情感，把矛头对准自己记得就会更久一些。”王紫婵说。
有人说文学建立的是一个向内的世界，但在王紫婵身上，这种向内的审视和向外的交流如并蒂双莲，从始至终都无法割裂，她是一只潜入深海的鲸，总是背过身去与世界相拥。
理想主义者的自白
正所谓：“世不可避，如鱼之在水。”如果说文学和独立的思考带给王紫婵的是“出世的勇气”，那么对于人世间仍然历历在目的鲜血、磨难、呜咽的愧疚和不忍，便造就了她“入世的选择”。
王紫婵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而她也坦言，作为一个普普通通在温室中长大的女生，她的理想主义没有达到“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旧热爱生活”那种高度。“王紫婵式”的理想主义，是被无数萍水相逢的善意浇灌后幸运萌芽的理想主义之苗，它仍然弱小，仍然需要时间成长，仍然可能被折断。
这种理想主义，来自目睹新冠肺炎时期朋友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参与呼吁开放边境、收留叙利亚难民的游行；来自眼见疫情时期许多华侨通过各种方式搭桥牵线、自费为祖国输送必要的医疗装备；来自她在美丽中国中遇到的无数主动去到乡村支教的教师......
爱因斯坦在评价甘地的时候说：“后人将会很难相信这个世界上曾有这样的人存在。”王紫婵在书里或者现实中幸运地遇到了这样一群“让人难以想象他们的存在”的人，在关乎命运的重要时刻，他们用旁人看来无法理解的方式，为“毫不相关”者的悲喜生死而努力着。而正是他们身上的“个人可以改变世界”的理想主义，让王紫婵在面对是非对错时，能够更加从容地坚定内心选择。
跨越千里交汇的人生
鲸落海底，哺暗界众生十五年，巨鲸落，万物生。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王紫婵始终认为教育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而自己的努力也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因此她一直投入到教育公益之中——一种她认为最安全的为社会做贡献的方式。
大一时，王紫婵与好友报名参与了学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开展的支教活动。这是她与公益教育的第一次邂逅，而正是这次经历，让她亲眼目睹一个农民工子弟学校如何在一夜间坍塌，让她感受到了自己 “无法抗拒的庞大力量”，从而更加坚定了做教育公益的信念。“我想要做些什么去改变这样的状况，可是我却无能为力，也很羞愧。”也许是这样的一种无力感与羞愧感给王紫婵带来了追求上的改变，她要与教育公益产生永恒的联系，用她认为最安全、最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式让世界变得更好。
“美丽中国”是王紫婵与教育公益的第二次邂逅、是她与教育公益紧密联合的纽带。大二大三时她曾多次参加“美丽中国”的活动，人们总是很容易将她与“美丽中国”联系起来，王紫婵认为这是一件很美好而荣幸的事。
在“美丽中国”活动里，王紫婵认识了她人生中第一个指导小孩，她将她们之间的关系评价为一种“双向的关系”。在沟通指导的过程中，王紫婵坚持不将物质礼物作为糖衣炮弹的原则，她与小朋友的相处是两颗心之间的交流与互助。王紫婵指导她的小朋友学习英语，在小朋友做出重要选择时提出建议，帮助她学会沟通与表达。小朋友会在王紫婵伤心时，偷偷询问她的地址，为她寄来自己编的手链。一切都简单而纯粹，在这段真诚与真诚相知相惜的双向关系里，在这段相交的人生中，王紫婵继续着她的教育公益。
她也曾在千里之外的维也纳参与“梦想导师”的活动，与她的第二个小朋友写信交流。“他说他很孤独，每天都可以给我写信，我当时也是一个人在国外交换，看到他的信，我有一种被打动的感觉。”于是，两个孤独的灵魂彼此陪伴，两颗心也连在了一起。她也曾捐赠各类书籍，并细心地在书籍最后写上相应批注。王紫婵与教育公益正如两块磁石，相互吸引，产生永恒的联系。
“教育公益将我从我的小世界里解救了出来，它排解了我的压力、空虚与无能为力的羞愧感，它让我感受到远方的人们与我有关，我也能为他们的改变做出努力。”这是教育公益之于王紫婵的意义。而她在教育公益中重建了自我认知，发现自我价值。鲸哺万物，利众生，如是而已。
“上帝给我开的一扇窗”
对于许多人而言，朋友圈是一个多多少少存在着“不可触碰”之禁地的地方，然而，王紫婵的朋友圈一直对所有人保持开放。谈及原因，王紫婵认为，朋友圈不仅对自己有意义，对朋友也很有意义，因为她的朋友圈记录着她与朋友们共同的记忆。
上帝总喜欢给人们关门，热衷于看人们碰壁的样子，但是在王紫婵眼里，那些身边的朋友，便是“上帝给她开的一扇窗”。
“白日彗星”、“walking heart”、“soulmate”，这些都是王紫婵对好友梁又双的评价。这个在灵魂上几乎与她百分百契合的女孩，给了她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情感体验。在王紫婵心中，上帝在捏造她和梁又双时用的绝对是同一种物质，她们才会如此契合。但与此同时，梁又双身上的热情与坦诚，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王紫婵，让她更加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更加自由地写下自己所念所想。
“上帝赠予的礼物”，这是王紫婵对于陈静师姐的评价。在维也纳交换的日子，是陈静学姐帮她度过初来乍到时“一贫如洗”的窘境，是陈静学姐带她融入维也纳的华人圈，也是陈静学姐，在她因为疫情而滞留无法返回中国时，陪她奔波寻找大使馆帮助。独自在异国他乡求学甚至是求生的，时光是冰冷的，但是一句用中文说出的“我在”，便是蜷缩着取暖的人们最好的慰藉。
鲸是一种群居动物，在尾鳍间的水花中相伴而行，是整片海域中最浪漫的事之一。除了梁又双和陈静学姐，陪王紫婵一同支教，哪怕什么证明都没留下的商赋萱；偷渡了六次才成功，仍旧乐观生活，邀请她去冬泳的叙利亚同学；哪怕30多岁，仍然重新走向新的领域，重新学习的政见不同的台湾朋友......还有每一个陪伴过、帮助过、启发过、警醒过她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为她开启的一扇窗。
“我觉得只要亲情、爱情、友情三者加起来，能达到一百分就很幸福了。年轻人普遍有‘求偶焦虑’，而我在友情中所收获的丰富的情感体验抵消掉了我的那部分焦虑。”王紫婵笑着说。
开辟新的赛道
来到人大后的王紫婵，发现自己被越来越多的压力围绕。从gpa到大创小创，王紫婵深刻地感受到了同辈压力，也被“内卷”的焦虑深深包围。
这几年里，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王紫婵的无数次有着这样的困惑：为什么我们的路好像越走越窄了？交谈时，她冷静而理性地谈到：“我们的大学起点其实已经非常高了，但是站在越高的地方的人反而越担心掉下去，可以为了往上走头破血流但那些头破血流的勇气不敢用到“激流勇进”，因为那好像意味着一种背叛和浪费。”
在她看来，她不喜欢“内卷”的重要原因是，内卷逐步在让她丧失自我价值感和前进的动力，内卷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付出与回报越来越不成正比，而在过程中消耗掉的情绪无法以价值感等形式转移回来充实自身，于是越来越空虚。
因此，王紫婵做出的一个重要选择就是做公益，开辟一条新的赛道。她说：“但凡两条赛道加起来的距离不是最短的，她就能得到‘努力没有白费’的宽慰。”但她也坦言，她所选择的抵消焦虑的方式绝对不是最优解，也不是普世答案，希望更多同学探索到更多与现状和解的方式。
清醒且勇敢，对自己与外界环境有着明确的认知。王紫婵了解自己的兴趣与优势，洞察外界的形势，在理智与浪漫的并存中，她选择在自己的海域里沉淀自己，思考自我与未来。
“鲸歌中，生命如萤火在混沌的海水中闪现” ，王紫婵如鲸般在她的海域里探索，她始终保持自己的理性与理想主义。清醒认知，在混沌中开辟新路；点燃烛火，为混沌带来光亮。时常环绕岛屿，时常依偎海洋。鲸群与潮汐之外，一切供她自由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