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科学四十人》系列座谈第七期
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158万人，大批青年即将走出校园，开启职业生活。与此同时，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全国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21.3%，创2018年有统计数据以来最高。大学人才培养直面就业挑战。
在高等教育日益普及化的当下，大学的核心是什么？读大学到底有什么用？大学专业学习和职业前途、人生规划如何挂钩？围绕这些问题，《知识分子·科学四十人》系列座谈第七期邀请到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
陈平原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兼人才发展专委会的理事长
李志民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曾湘泉
，做了深入交流。座谈由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知识分子》总编辑
周忠和
主持，以下为文字实录。
大学的本质：精英教育或是普及教育？
周忠和：各位晚上好，今天我们围绕“大学有什么用”这个主题进行讨论。首先，请各位老师从历史的视角谈谈在大学的演变过程中，其内涵发生了哪些变化？大学的本质是什么？
陈平原：
当我们谈到大学时，需要考虑时代性。18、19世纪的大学和20世纪的大学内涵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的精英大学还可以与当时的大学理想对话，但绝大多数大学不再讨论这些话题。这需要区分两类大学：一种是以学理为中心、知识探索型的；一种是以就业为中心的职能培训。
中国今天有3000多所大学，其中1283所是本科以上，1500多所是专科学校。从历史上说，现代中国大学的历史约120年左右。古代中国的太学，还有书院、私塾等等，与今天的大学内涵不同。建立现代大学系统时，最初的口号是“上法三代、旁采泰西”。上法三代，指追踪夏商周三代太学，传承其中的教育理念；旁采泰西，指我们的大学要向欧美国家学习。实际上，我们的大学是在和西方大学对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这120年里，中国大学发展有六个关键时刻：
第一个是1905年的废除科举。没有废除科举，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第二个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它把现代大学和现代政治运动结合在一起，这就成为了理解中国大学的关键点。
第三个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中国大学的西迁使得西南西北的高等教育得到发展。
第四个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基本上改变了晚清接受的大学理念，向苏联学习，主要建专业学院。
第五个是1977年我国高考的恢复。这时的大学既承接了中国大学的传统，又有自己的一些创伤和经验。
第六个是1998年的5月4号，江泽民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关于北京大学100周年庆典上的讲话。讲话指出，中国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所以有了985工程。同年，大学开始筹备扩招。1998年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是10%，今天是59%。1936年全国大学生有4万人，今天按照就业部统计大学有4000万在读生，包含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说还有第七个关键点，我认为是2020年。中美关系、新冠疫情、整个经济发展出现挫折，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2020年以后的大学该往哪个地方走、会面临什么困境。在调整过程中，经济、政治和教育三者之间的互动，是我们必须讨论的话题。
周忠和：从您上述谈话中，得知大学经历过六个关键时期的发展，甚至马上迎来第七次的变革，这些变革受到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形势的影响非常大。在这种背景下，关于大学的本质和使命的探讨至关重要。李老师，请您讲讲看，您心目中的大学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一直不变的部分又是什么？
李志民：
由于教育的复杂性，任何关于教育的说法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认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发源于中世纪的欧洲，比如法国的巴黎大学、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现在公认的、现代意义上的最早最古老的大学起始于1088年。从博洛尼亚大学发端开始，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理念一直是在变的。像英国乔·纽曼主要是传授知识；但同时代的德国洪堡关于大学的理念是传授知识、生产知识及科学研究。1930年，当世界的学术中心转移到美国时，才有现代大学的三大功能，即知识的传播、知识的产生和知识的应用。
在中国，这三大功能
叫做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习总书记加上了大学的第四大功能——国际交流。但从本质上来说，大学的功能在于知识的传播和生产。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从清末到民国初，中国的现代大学主要学习日本大学，五四运动后，我们学习英美大学，新中国解放后，我们学习苏联大学，改革开放我们学习英美大学。这是我们大学基本体制的一个演变过程。一直不变的可以说是大学对知识的责任。
我们的大学从精英教育阶段过渡到大众化教育阶段，再到今天的普及教育阶段，用了不到20年时间。
周忠和：欧美国家大学使命的变化经历了多长时间？
李志民：
发达国家，虽然对大学的普及较早，但是他们从精英教育阶段到普及阶段，经历的时间比较长。
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我们用了短短20年时间，完成了从精英教育阶段，经过大众化阶段再到普及阶段的过渡。整个社会关于大学的认知还停留在精英教育阶段，但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了普及阶段。这种认识和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我们对大学的认识或就业的看法，是有不同的。
周忠和：您提到就业问题，我想问问曾老师，就业属于大学三大功能的哪一个？您是否可以根据中国大学的演变和欧美大学的发展历史，谈谈您的看法？
曾湘泉：
从大学承载的功能来说，科学研究很重要。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可以看到，很多知识的发明和创造都来源于大学。但与就业更为相关的，应该是人才培养。无论是中小学老师、还是大学教授、科研人员等，主要都是大学培养的。我国大学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型大学，主要功能是知识创造，如985、211，或者现在的“双一流”大学。这类大学在中国的数量较少。另一类大学是数量众多的教学型大学，这些大学主要是面向实践的人才培养。
大学主要培养学生两类能力：一类是硬技能。比如阅读、写作、听说、计算、计算机应用等基本技能，以及专业知识和技能等；另一类是软技能。比如，思维能力。研究型大学主要培养学生提取问题的能力，即能够面对未知，就怎样观察问题作出合理选择。这是创造知识，即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素质。教学型大学则主要培养有效解决已知问题的能力。即用人类已有的知识，比如概念、理论和方法，来解决现实中存在问题的能力。
坦率地讲，人才的能力培养在大学长期遭到忽视，这和今天面临的就业问题密切相关。我们经常听到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能力欠缺的抱怨，而不仅仅是关心学历。至于社会服务，最近这些年，随着国家强调发挥大学智库的作用，无论是研究性大学或教学型大学都开始重视为经济和社会建设提供yb体育app官网的解决方案。但仍面临专利多，转化少；论文多，引用少的突出问题。
曾湘泉：
我觉得要从两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一方面要看到，中国大学这些年取得的进步。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大学的国际交流迅速发展，科研数量和质量都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发展过程中，片面强调学术论文发表的数量，其他方面并未同时受到重视。诚如丁学良说的，现代大学办好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自由的学术氛围；二是充足的资源。就人才培养而言，中国的大学投入很不够，还存在很大短板。
周忠和：中国大学在过去取得的进步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时，是不是也存在资源过于集中从而导致大学的其他职能受到忽视，这对大学的多样性是有损害的？
陈平原：
首先，我想补充一点。我们大学的起点与国外是不同的。中国有自己悠久的教育传统，只是100多年前转向了德国、日本的教育体系，之后是苏联、美国。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国外的大学历史有好几百年，我们的才100多年。所以，很多大学校史都在拼命往前追溯，如北大校史考证时，有人就追踪到了元代、宋代。我觉得不合适。其实，承认晚清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转型即可，不必纠缠于成立多少年的问题。其次，中国大学确实在过去20多年迅速发展，但也需要承认，过去的大学没有今天那么壁垒森严。今天的孩子一旦进入一个低层次的大学，以后很难翻身。
周忠和：这不仅仅是壁垒森严的问题，是不是也反映了大学单一评价指标的导向，导致了同质化发展的问题？
陈平原：
其实台湾地区在经济起飞的时候，专科院校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之后这些院校都改为大学了。我们也有这个问题，专科改本科、本科升研究院，这和整个大学评价体系有直接关系。
周忠和：还有一点，大学的职能经过了这么多演变，不变的东西是什么？
李志民：
我认为，大学三大功能中，始终保持不变的是知识的传播，其中包括了教育职能。我觉得大学在人类文明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教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全世界来看的话，大学的水平决定了国家的水平、大学的高度代表了国家的高度。大学的重要性没有变过。
曾湘泉：
我觉得大学不变的东西是知识。知识创造是科学研究，知识传授是人才培养，知识应用是社会服务。这些都围绕知识展开。研究型大学突出科学研究，教学型大学突出人才培养。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周忠和：大学一开始职能比较单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学也在逐渐多样化，这是不是一种趋势？
李志民：
我觉得当高等教育进入普及阶段时，大学一定是多样性的。它的多样性体现在我们要满足对人才成长的需求是多样的，不同的人才应提供不同的大学教育模式，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
其次，各个行业需要的人才是多样的。因此，大学的多样性一方面要满足人才的成长需要，另一方面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现在国家在提倡产教融合，我觉得大学内还要提倡学科融合。
周忠和：目前大学专业和学校的选择，逐渐成为学生考研、职业乃至人生规划中不容出错的关键一环。毕业生从过去的包分配到现在的扩招，学生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如何看待这种趋势？
李志民：
不能把教育简单地等同于就业。如果把教育等同于就业，我觉得还是停留在生存层次上思考问题。但是教育更多的是在于生命层次的提高。
当然就业很重要，但我觉得今天之所以提这个问题，主要还是从精英教育阶段到大众化教育阶段再到普及教育阶段的过程太短，我们的思想观念没有转变过来。我们的大学1999年才扩招，70年代出生的家长因为当时上大学的几率小，所以他们对大学的认识处于精英教育阶段。但今天他们的孩子大学毕业了，他们家长就认为，孩子应该像他那个时代考上大学的同学一样，要大学当教授、去体制内当公务员、去企业做高管。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即当国家招收50万大学生的时候，也许提供这些岗位没有问题。但当招生人数达到1000多万、毕业人数达1158万时，就业市场就无法提供了。短短的20年，社会变化很大，但人们对大学的认识还未改变。即使不上大学，人也需要就业。
陈平原：
但大学毕业后就业的岗位和没念大学就业的岗位是不一样的，我们没办法来说服家长承认所有的职业平等。放眼看去，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必定是就业难。而我们需要面对的是如何让学生们觉得上大学不吃亏。从政府角度来看，关键在于怎么设置大学、什么样的企业事业单位能够接纳更多的就业人口。大学面对的问题其实是具体专业的设置、教育的培养。思想教育不能是空话，设身处地想想，孩子们如果从山村里走出来上大学，毕业后，我们告诉他回家去照样可以生存，他们是不能接受的。快速扩招的20年，我们走得太急了，是需要反省的。
曾湘泉：
对扩招也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教育供给过大，脱离了现实需求。教育有两个属性，一个是消费属性，比如为提高个人修养。另一个则是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有一个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的计算公式，可以把这种经贴现后的终身投资回报率计算出来。大学生供给超过需求，产生“过度教育”，会导致人力资本回报率下降，人们上大学的意愿会降低。
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学生就业不好是因为经济结构不行，但经济结构与国家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关。根据我们在2004年的一项研究，按当时扩招的规模和速度计算，到2010年时，按照gdp水平衡量，中国大学生供求就基本处于均衡点了。另有研究发现，到2009年，按照学术人才培养目标和数量来衡量，中国的博士生供求已达到均衡点。这导致提出培养博士生的非学术能力，即非认知技能的要求，因为很多人不得不走上非学术性岗位。
我个人认为，大规模扩招确实产生了“过度教育”，特别是脱离经济发展的阶段，导致人才培养投入不足等。但更为突出的问题是，教育改革滞后，没有把深化大学改革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继续沿用计划经济的思路办大学。比如，沿用前苏联办学思路，专业划分太细，学校应对外部市场变化的速度和能力很低。因此，今天需要我们更深层次来思考，中国的大学如何适应用人单位的需求，采取什么样的培养模式，提升大学毕业生的硬技能和软技能。
周忠和：我们聚焦一些更具体的问题。第一，现在的就业市场正在发生怎么样的变化？第二，大学应该如何应对？
陈平原：
教育部在推应用型的大学，有成功的例子，但很多家长不太适应。但我觉得大学校长已经开始转变了，应用型的大学，如工程师的培养等，已经成为了本科教育的重要选择。现在就业形势正在倒逼着我们的大学改革。
李志民：
刚才陈老师说国家政策让大学往职业教育转，但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主要问题。我们大学正面临着深刻的改革，但教育最大的危机在于大家没有认识到危机正在发生。
第一，大学实际上是承担对知识的责任。过去，大学处于垄断或半垄断知识的地位。但今天，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崛起，大学中关于知识传播的功能部分被互联网取代。今天科技发展的特点，是深度和广度的无限扩展。第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仅仅靠大学生产和传播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怎样能快速地教给学生新的知识，这是现代大学需要思考的。
陈平原：
整个科技发展，确实是以超高速的形式在发展。这和19世纪、20世纪的大学不一样。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科技尤其是工程技术，变化太快了。这对大学的教育方式和内容提出了很大挑战。曾经我设想过，有一天所有的课程，都标准化了，大学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李志民：
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选，是多样化、而不是标准化。互联网让大学更多元化。
陈平原：
大学为什么存在？不仅仅是文凭，还在于校园文化的熏陶，比如老师和学生的交往、同学之间的联结使得我们成为一个精神的共同体。纯粹从知识的传授角度来说，大学的存在价值比互联网大学毕业更好。大学赋予了这种文化和交流的职能，目前是很难被取代的。
周忠和：站在学生的角度，如何去选专业？各位老师有没有好的建议？
曾湘泉：
为什么人们要上大学？开玩笑的说法是，上大学都是想成为“不劳动的人”。其实，不是不想劳动，只是想成为脑力劳动者，而不是体力劳动者。在中国上大学，传统上还有一种认知，即所谓能当“干部”，这是一种体制内身份的认同。这也是现在很多毕业生考公考编的原因。抛开这一点不谈，我们要讨论的是，学校和用人单位如何解决办学与劳动力市场实际运行脱节的问题，我想，首先要避免三个错误：
一是信号错误。比如，社会流行人人都要上大学、甚至上到博士。单位招人要求“男性、35岁以下、硕士以上学历”。这些都是用人单位向社会发出的错误信号。
二是管理错误。为什么会发生上述信号错误，这与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有关系。中国的工业化、专业化和职业化历史很短。专业化、职业化以后，人做什么工作首先要和工作内容有关，而不一定必须与学历挂钩。现在很多事务性工作都首先要求高学历，要硕士或博士，这很荒唐。
三是关系错误。课堂上正常的师生关系应当是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即通过老师的点拨，为学生参与提供指导，而现在老师是演员，学生完全是观众。老师在台上讲得好，学生听得开心鼓掌，学生或许是获得了一些知识，问题是其能力并未得到真正提高。
人力资本理论提到，要增加有用的知识数量，一方面知识需要及时更新。另外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大学不仅仅是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提升能力。问题是知识可以通过学习得来，但能力不行。能力怎么来的？是要通过实践才能得到切实的提高。
最近我们在做毕业生金融业就业调研发现，就研究分析、数字化工具运用、文书写作、外语等重要技能而言，目前学生最短缺的能力是写作。我们的大学普遍不开写作课，而比较之下，哈佛大学强调通识教育，在八个领域之内，所有的课程基本是选修的，但写作课则是必修课。麻省理工学院（mit）是工科学校，写作课比哈佛开得还好。
因此，大学的改革很重要。开办一个专业并不是上来就开选修课、必修课，而是这个专业将来做什么，需要先研究清楚这个专业人才培养的能力模型。我们大学目前这方面做的工作很欠缺，导致专业培养的目标不清楚，甚至完全与用人单位的需求脱节。
人文学科正在走向衰退吗？
陈平原：我的担心是就业形势琢磨不透，今天的热门专业，毕业后可能找不到工作。有一段时间，学文学的就业很困难，都提倡学金融。后来做统计，最难就业的却是国际金融，因为办的太多了。所以靠热门专业来推动就业或者吸引学生是很危险的。反而，我觉得长线的专业更值得关注。今天大学过分地强调适应市场需要来设置专业，导致学生们选择专业时很茫然。
周忠和：总体上，我感觉大学受到市场务实风气的影响。在这种有用的评价体系下，人文学科有没有前途？学生还要不要学无用的知识？这又回到了大学的本质问题。
曾湘泉：专业设置不能太窄。英美讲究通才教育，这也涉及到就业问题。专业设置首先要研究需求分析。像工程类的专业，尤其需要和市场结合。而人文学科不应该按照这个方法来进行评价，它的特点是适应度比较广，无法一对一快速培训。
陈平原：在大量扩招过程中，很多地方需要迅速地完成任务。相比于工科，文科的投入相对比较少，所以扩大比较快。但我觉得市场经济会调节，例如在广东，什么专业的学生出来找工作有困难，就减少或关闭。日本的国立大学也在这么做，连续几年每年减少，理由就是国立大学拿的是国家的税钱，要提供有用的学科。
周忠和：李老师，你认为人文学科的前景会不会受到实用主义的思潮的影响？
李志民：我还是强调我的观点。第一，上大学不等于就业，把大学和就业挂钩本身还是在生存层面上思考问题。第二，学什么专业就能找到什么工作，这个也不是严格对应的。大学是知识层次的提高、能力的提升、思维的训练，这是人的整个生命层次的提高。从这个角度看，人文学科很重要。还有一个层次可以思考，今天的本科不是最终学历，学生可以在大学期间发现自己在哪方面有特长或兴趣，考研的时候可以继续深造。
周忠和：我们注意到很多大学生有就业焦虑，如何破除这种焦虑？从学生和从学校的角度来说，我们怎么样适应当前的这样一种形势呢？
陈平原：北大会给大一的新生配备导师，我们系里所有的老师都必须负责一个学生。因为学生从中学刚转到大学的时候，会没办法适应新的大学生活。考进北大后，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因此学院很关注这些学生的情况。
但大学还是有很大变化，以前大学四年是很愉快、充满生机活力的。现在学校的这套考试制度给学生带来了很多压力。10年前，北大中文系大概80%的人能上研究生，现在降到50%以下。很多单位只招硕士生及以上，所以很多人不得不继续深造。这样大学就变得和中学一样了，问题出在这个地方。
李志民：我不知道像北大这样学生拼命竞争、追逐绩点、争取保送的学校有多少。前两年我一直主张的是我们的大学要针对打游戏、躺平这些事情，从管理上采取一些措施。
比如应该从学位分级上调动学生内生的动力。全世界多数的国家是大学宽进可以，严出的问题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宽进实现了，严出也还没解决好。但英国采取了一个好的方法，它把学位分成荣誉一等、荣誉二等、荣誉二等的甲乙丙丁几类。荣誉一等和荣誉二等甲类的学生，教授就可以直接推荐他们上研究生，就不用考了。
关于未来，我们需要更包容
周忠和：我们畅想一下未来的大学。人工智能技术革命兴起、人口结构的改变，给大学的教育和就业规划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陈平原：如果人工智能全面超越人类，80%的人以后不用怎么工作了。人工智能必定会帮助我们解放很多时间，那么我们剩下的时间会做什么？可以自我充实、自我完善等，那时候，人文科学也许会迎来一个更好的发展机遇。
曾湘泉：我认为，中国大学未来还是面临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与经济、社会，包括刚才讲的人口的变化密切有关。我觉得人文学科对于学生打基础很重要，经典的书还是要多读，也要更强调基础和能力的培养，所谓根深才能叶茂。
学生也需要对自己有一个好的学业和职业规划。未来中国的人才战略，应该是行行出状元，人人都能成才的思路，而不是人人一定要上大学，或者都要上研究生。
调查发现，很多用人单位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有限，招人只看985、211，甚至要求地域、身高，这些要求跟工作绩效和工作能力没有关系，对提升人力资源利用效率是无意义的。另外，对中国的教育来讲，未来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人才培养能不能走在世界的前列，能不能为国家长期的人才发展战略提供支持？
周忠和：李老师认为技术革命、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大学的教育就业会有根本性的影响吗？
李志民：我们往往会高估技术创新在出现的短时间内产生的影响，类似chatgpt，我觉得现在的热炒是对它的高估。但同时，由于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我们往往又会忽略新技术对今后十几年的长远影响。我觉得新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但是它对大学的影响，我自己觉得大学的一些功能靠机器是替代不了的。
周忠和：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过去注重知识传播，现在更强调知识创造？
李志民：对。这就好比人发明了汽车，使用汽车出行会更快，但人依旧需要学会走路。人们用chatgpt要提出合理的问题，但提出问题的能力，就是需要自己学习知识、总结知识的过程。任何一个新工艺或者新技术的产生会提高人的生活质量、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但是我不认为它对人的职业本身会产生很大的冲击。
周忠和：但是它对大学的教育方式和模式可能会发生改变？
李志民：会发生一些改变，可能大学的其中某些功能会在一定程度被取代，比如知识传播的功能。但我觉得对于职业的影响，没有必要恐惧。就业结构会调整，有的职业消失，也会产生新的职业。上个世纪30年代，拖拉机和收割机发明的时候，美国从事农业生产大概有3000万农民。五六十年后，美国直接与农业生产相关不到300万人，这几十年来，职业结构发生变化，有些人成为老师、律师、医生。所以，我觉得新技术对职业结构可能会有改变，但不需要过度担心就业问题。
周忠和：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社会能不能创造一种更宽容的环境，更多样的体系去衡量毕业生？我们政府或者用人单位还应该做到哪些改变？
陈平原：现在的“双非”“二本”的学生出来找工作，连参加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即使政府不允许这么来做，但各单位还是会这么考虑。过去像我的同事中不少人第一学历并不好，可是后来发展得很好。而现在我们假定了第一学历不好，以后很难得到好的发展。
周忠和：实际上这可以从政策管理方面做些工作，即给大家更多选择的机会，而不是学历出生论，否则只会导致更多的内卷和压力。
李志民：我们怎么改变这种评价体系很重要。就像我们讲破"四唯"、破"五唯"，为什么这么难呢？因为需要相关主管部门先改，说是破除帽子、不唯论文、破除奖励，但各个部门帽子照发、奖励照评，所以不从根上解决这些问题，改变评价体系就很难。
周忠和：这需要一种系统的设计。
曾湘泉：社会观念也需要改进。劳动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统计性歧视”，即将群体特征强加到个人身上的一种观念或行为。统计性歧视来自用人单位为降低成本而采取的一种招聘策略。单位招聘或甄选需要增加投入，而利用求职者所属群体的一般性信息来推测个人情况，则能节省自身投入。
比如，平均来说，985或211院校较之普通院校学生的综合素质要高，而由于用人单位对单个应聘者的实际生产率做出完全预测成本太高，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利用985或211院校学生素质较高这一群体总体特征，来对每位应聘者个体做出是否给予面试机会的决策。在此情况下，用人单位的确降低了招聘成本，但对优秀的应聘者带来了就业市场不公平问题。比如，马云是杭州师范大学毕业，马化腾是深圳大学毕业，他们并非985和211大学的毕业生。
所以“统计性歧视”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拿群体特征找一个平均数，而要看具体的人。比如，美国常青藤大学招生，sat考满分也不一定会招，通常会涉及其它许多评价指标。比如，面试很重要。一个教授面试一个学生要花费1-3个小时，还要写面试报告。通常我们没有面试，即使有的话，一个人也就花几分钟。所以，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评价观念和态度，还需要在全社会普及。
我们的立法和司法也要去推进。国外是有反歧视法律的，我们《就业促进法》也有公平就业这一章，但问题是如何落实，仍然没有很好解决。政府应该带头，比如招公务员要硕士、博士，可以这么要求，但是这个职位跟学历的关系是什么，要讲出道理来。这其中很重要的是，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刚才讲到破“四唯”，为什么搞“四唯”，因为没有科学的评价方法，所以人力资源管理需要科学化、专业化、职业化，这样才能识别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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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办《知识分子》和《赛先生》等知名科学文化平台的基础上，智识学研社发起成立了民间科学交流平台 “科学四十人”。“科学四十人” 的成员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九个领域的领军科学家。“科学四十人” 致力成为先进的科学交流平台，积极推进国际科学交流和全球科技治理议题，汇聚各个领域的科学力量和专业知识、意见和影响力，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科学四十人” 得到了科汇致远公益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